流浪，不过是追寻希望的方式

当一个人心里有了第一个爱人之后，别人都好像无法再去取悦她的位置。沧海桑田，时过境迁之后，他心里爱的依然是那个人。

九年前，第一次申请Q的时候，就选了黄磊唱过的《我想我是海》作为自己的名称；九年来，自己的名字也从来没有改过；在为数不多的去KTV的时候，我也会点上这首歌唱一遍。

九年后，坐在舞台前，看着这个用歌声和歌词感动过我的男人演绎着一出话剧。

话剧的名字叫《暗恋》。

黄磊饰演的“江”和袁泉饰演的“云”相识于上海。

由于战争，二人又劳燕分飞，一个回了昆明，一个留在上海。

内战结束，江去了台湾，可是对云念念不忘。只是，在音讯全无的情况下，江结了婚，有了家庭。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他登报寻人，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到云一次。出乎意料的是，云也在台北，组建了家庭。四十多年里，江的心里一直有个心结，一直生活在上海临别的那个晚上，一直生活在梦里。

江对他妻子的冷漠，我可以理解。不管妻子做什么，他都不会过问，或者干涉。因为，他的意识依然停留在云之上。

我不知道江为何会娶那个妻子，或许是已经绝望，或者是在陌生的台北过于孤独和寂寞。只是，结婚后，他和妻子过着同一个屋檐下而又各自的生活。江宴请妻子一家人的冰激凌都可以打动她嫁给自己，但是妻子用了二十多年都不能走进江的心里。

妻子对江来说也许是可有可无的影子，或许只是现实中的一个人物，而云却是生活在他梦里的一个影子。

云和江临别的时候，江问了一句，“这么多年来，你有想过我吗？”

这个答案是不需要云回答的，否则她也不会等了那么多年才结婚。

每个人心里都在告诉自己要坚守，只是在这个社会里，人总会输掉自己。

就如我最喜欢的那部电影《秋日童话》里演的一样，Susanna一直等着Triston回来，没有等到而只好结婚，嫁给了他的哥哥。同样爱慕Triston的小Isabel，等了接近十年，终于等到了和他步入婚姻的殿堂。

每个人都认为Triston不爱小Isabel，但是她却生活在自己期待已久的幸福里。

何为幸福？对自己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另一个人却是幸福。

舞台上的导演总是抱怨黄磊饰演的感觉不对，对袁泉饰演的“云”也是如此挑剔；我知道，这不是出于他的完美，只是他经历过的感情，别人永远是无法体会其中的意境。

有的人说，一个人一辈子爱一个人就够了；可是，被爱的那个人不会想到一辈子只被一个人爱的。

从东门的“迎宾馆”一个人走出的时候，我感觉一场痛苦终于结束了。不管结果如何，但是我的那一部分至少已经走到了终点。

五天前的那天下午，出租车上，我接到了一位我没有见过的校级领导的电话。他说听学生传言我对历史的掌握倒背如流，准备让我试试参加中国文明礼仪知识大奖赛的深圳赛区选拔赛。

我顿时懵了，因为我对此一无所知，说我对中国近现代了解很少，不太适合。

领导让我第二天去学校试试看。

我无法再拒绝。

第二天，学校宾馆里。
  我头也没洗，以为只是试试，不会让我参加，几分钟之后，就可以回家接着睡觉，做自己的事情。

考官和领带给了我三个题目，第一自我介绍，第二念一篇方志敏写的爱国故事，第三进行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即兴演讲。

这是我记得以来的第一次念那么有感情的文章，而且是让我觉得有点发怵的文章。

即兴演讲，我引用了吴于弼。

负责中国古代文化的考官诧异的问我，“连这个人你都知道，你的文化知识绝对没问题。”

就因为这句话，我被选中了，代替了了本来已经入选但历史文化知识有点欠缺的那个选手，和其他的两个女辅导员组成了代表队。

领导说我要住在宾馆，实行封闭式训练。

我拒绝了，说是我家有狗。

领导说我要当天就留在学校训练。

我拒绝了，说是实在没想到一到学校就不能再出去，那样很多说好的事情，我没法去交代。

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我不想参加这样的比赛。

四天的时间里，指导老师讲历史，讲文化，讲思想，讲礼仪，或许这也算是一种收获。只是，我自己喜欢的好像和比赛的主题格格不入。因为比赛的是红色的，和谐的，科学发展观的，而我不红也不专。

这对我来说，是痛苦之一。

由于自己的声音有限，语调有限，身材有限，我做不到演讲时候的抑扬顿挫，更不用说抒发每个主题的感情，升华感情。

这对我来说，是痛苦之二。

虽然教学那么多年，在学生面前可以收放自如，但是到演讲的时候，我却是到处思路不通。诸如节俭，守法，奉献，爱国等等之类的主题，我更是不知道该如何诠释，进行淋漓尽致的发挥。

这对我来说，是痛苦之三。

四天里，我好像无所事事，该回家的回家，该看报的时候看报，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知道，我只是一个陪衬；同时，我更清楚，会的就会，不会的就不会。

礼仪老师说我的头发太长，不符合要求。

我去剪了。

礼仪老师说剪了之后还是太长。

我拒绝再去剪。

我想，在她的眼里，这又是我个性再次的张扬吧。

那个时侯，我只想早点比赛，早点结束那些我认为无聊的事情。

最后，礼仪老师帮我买了衬衫，我去烫好了。

只是，穿着白色的衬衫，打着红色的领带，我浑身不自在。

  比赛第一关，出场之时，我的台词是：“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七百多年前，在珠江口畔，伶仃洋边，文天祥留下了荡气回肠的壮丽诗篇。七百多年后，在莲花上下，大鹏湾畔，又奏响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春天的赞歌。
   因为规则要求，每个人不能透漏自己来自于那个地方，诸如广东，深圳之类的地名。

比赛第二关，主持人考我两个题，一是毛主席接待哪个国家总统时候，吻了那个总统夫人的手；第二个题是哪个少数民族结婚时候保持“哭嫁”礼。

我第一题正确，第二题错误。

比赛第三关，现场论述题，我抽到的是“守法”。

故事讲的还好，只是到了升华的部分，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脑子里一片混乱，语气更是平淡无味。

比赛第四关，四十分钟做100道题。我第一个交卷。因为，会的我都会，不会的再思考也没有用。什么喝高粱酒用什么酒杯，喝绍兴状元红用什么酒杯……

没有听说过，谈何会做。

我知道自己的结果是什么，但是至少没有我想的那么差，和其他两个代表队的成员相比。

我笑着给我的直接上司说，“跟着你我觉得好有前途，上个周让我去河源做翻译，这个周让我又参加历史礼仪知识竞赛。”

上司笑了，说这次不是她推荐的，是别的老师一而再的说我历史讲的如何如何，最后才让我去面试的。

上司对我说，我的年度考核结果是“优秀”。

我更是吃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自己已经于此无缘，已经任凭别人去争。

上司说，考核方式修改之后，计算得分，我排第二，毕竟我一年在校担任的工作量实在太多，一般人是超不过的，排在第一的那位还是因为他获过奖，不是因为上课的工作量。

我反应平淡，因为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这个很多人期待了十年之久的“优秀”。或许，对别的人来讲，“优秀”的益处很大，但是对我来说，好像依然与我没有任何干系。

我依然过着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生活，依然天天在忙碌着。

“小袁，你准备什么时候报职称？”我的直接上司问我。“我们准备把今年的考核优秀给你。”

我愣了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最好还是给别人吧，我这个人好像不够格，而且我志向好像也不大。”我笑着对上司说。

“我们专业都是副高职称了，只剩下你自己，他们好像不需要这个考核。当然，这次优秀是三年有效，不是说你现在就必须要报职称申请。”上司解释说。

我依然推辞。

转眼之间，已经要轮到我报职称的时候，而我好像对此依然有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我很明白，职称的高低决定着待遇的高低，可是我好像满足于现在的生活，满足于一辈子当个“讲师”，而对很多人看重的事情，我却视若鸿毛。

或许，被人称作“袁教授”的感觉很好，只是我提不起来一点兴趣，也从来没有向那个目标努力过。

因为我知道，要评上那个职称，就要发一些无关痛痒的文章，到处交版面费，给领导说要给自己考核优秀，到处拉项目，搞经费……

而那一切，都不是我所擅长的。

我只想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内心里想要的生活，看自己喜欢的书，写自己喜欢的话题，讲自己喜欢的内容，就如，参加博士考试不是为了学位，只是想多读书一样。因此在单位里，我不是功臣，尽管我一年的课时有800左右，超过标准要求的380多了一倍多；因此，我在单位里也没有对任何人构成过威胁，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我就是一个我行我素，独立特行，与世无争的人；因此，单位的很多小道消息我都是最后一个知道，也从不会卷入任何纷争的漩涡之中。

五年来，自己的心态越来越老化，尽管还是一如既往的忙碌。

对于工作，我还算尽着自己的本职，但是对于单位里的那一套纷争，我已经是见怪不怪，或者说是看淡了。很多时候，我也想给领导表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看法的人，对于一切纷争都有自己观点的人，可以谏言的人。可是，最后还是以沉默而告终。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没有用，毕竟不管在哪里都是屁股决定着脑袋。

校园早已不是我理想中的校园，更不用说是一片净土。

不争，自己在苦再累，也永远是最底层；不和领导搞好关系，自己永远坐的是凉板凳；不会左右逢源，自己永远都是一个体制之外的人。

还好，我满足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我生活在自己理想化的工作状态，没有为了所谓的职称而做一个文章的抄袭者。

如果我真的是一个愤愤不平者，不知道又会多了多少事端。

五年来，自己由讨厌自己的工作，到离不开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有点庆幸自己有这样的工作。就如《肖申克的救赎》里Red说的那样，一个环境，开始你反抗，后来慢慢适应，最后到了离不开的地步。

回想自己五年来对这个城市和这个工作的态度，何尝不是如此？

开始抵触的一天都不想待在这里……

后来得心应手于处理各种无聊表格的填写……

现在乐观于自己工作之余的空闲时间……

我把Red说过的话当成一个考题考试学生，但是他们的答案远远不是我所预料的那样。其实，我又怎能期望他们有刻骨铭心的体会，尤其是生活在校园里但思考不是很多的他们，也或许是他们也已经离不开现在生活的环境，而被体制化了。

开会之时，上司把考核的事情刚说出来，就有人主动提到自己了。上司看了我一眼，希望我能提出自己很快要申报职称，争取一下。而我，只是静静坐在那里一句话没说。最后，“恩赐”的荣誉给了争取的人。我很庆幸上司没有说要把名额给我的事情说出来，否则我又成了别人嫉恨的对象，挡住了别人的上升之路。

我很开心，因为被“赐给”的荣誉如真的落到我头上，就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头顶，告诉我，“你要交版面费，你要报职称，你要……”

那样，我就很难再生活于自己勾画的理想状态之中，而要被所谓的“职称”牵着鼻子走了。

进入到餐厅的时候，我顿时傻了眼。一屋子西装革履人士，只有我这样一个穿着T恤和牛仔裤的愣头青。

我没有想到吃顿饭都是如此正式，因此当领导给我信息说都在等我的时候，我立即跑了下来。

河源不是第一次来，但是上次是游玩，这次却是来出差，为一个荷兰人做翻译。

做翻译不是第一次，不过看到阵势，我觉得我来之前想的过于简单。

“我们的大翻译终于到了。”酒店的总经理看到我这样说到。

不习惯应酬是我一直的习惯，尤其是坐在西装革履人士之间。面对着总经理，经理，总监，我坐立不安，尤其是当某些人给我递名片的时候。

菜一道道的上，我却没有胃口，因为每个人我感觉都是如此的正襟危坐，小心谨慎。

领导问我有正装吗？

我说有。

第二天，我穿着自己所谓的正装走到了会议室，依然是显得如此突兀。因为，我的正装就是花色上衣和休闲裤加上运动鞋。

再次失策。

主办方说会在第二场之前帮我找一套西装。

午饭后，我跟着酒店负责人到了洗衣房。

“翻译应该穿经理的衣服，可是我们这里的经理没有这么瘦的。”负责洗衣房的人这样说。

他们继续找，我继续试，最后找了一套酒吧服务员的衣服给我，裤子胖的可以装下我的腰。

“可是我没有皮鞋搭配。”

“我们这里衣服可以外借，但是鞋子要买的。”负责人这样说。

我没买。

结果就是，西装配运动鞋，一个典型的赵本山小品《卖拐》里的二号“范伟”。

尽管如此，还是觉得自己和整个环境和谐了不少。

我一直觉得翻译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可是，当每天要翻译六个小时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多么累人的一件事。

思想高度集中，要听得懂来自荷兰的老外的英语，还要迅速的找到相应的汉语与之相匹配。

每一次当我有所停顿的时候，老外都会朝我这里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而我，只要停顿一下，听讲的人都会看着我，看我接下来该怎么说。毕竟，他们之中，能够听懂英语的寥寥无几。

如何在这样的场合正确翻译awareness，passion，approachability，mindset等等之类我认为非常简单的词，让我痛苦了很久，但又不能痛苦很久，因为我的翻译不当，会直接影响着听众的理解和思维。

提问问题之时，一个经理的回答中有一句，“喝酒时，我可以和客人吹一瓶。”

众人大笑，老外不知所以然，只是茫然的看着我。

“吹一瓶？”

不能翻译成“喝”，因为那样就没有让人笑的意思。但是，也不能直接翻译成“吹”。最后我只好翻译成和人“很快的喝完一瓶酒。”

诸如此类的难题，让我应接不暇。

课程讲到了如何辨别雪茄，如何点燃雪茄，雪茄的产地，雪茄的特征。最后一讲之时，讲到了葡萄酒的制作，诸如酵母，去皮，发酵，日光晒，温度，湿度；如何制作高度葡萄酒，如何制作香槟；如何打开香槟，如何辨别葡萄酒。

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如此陌生。唯一让我不至于胆怯的是，我的词汇量还可以支撑着听得懂他所讲的内容。

如果是一篇阅读理解，我还可以稍微斟酌一下，但是我在现场根本来不及斟酌。

最后之时，我只想坐下来，安静的坐下来，休息一下。因为对于主讲之人，或许那些知识是他一贯所讲的内容，但是对于我来说，什么都是新的。

临别之时，老外跑去拿来一点荷兰的点心送我，算是给我的一点礼物。

或许是自己的精神过于高度集中，或许是工作了那么久累的，或许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没有到家自己就病倒了。

经历是一笔财富，一笔看不到的财富，我向来这样认为。

这次依然如此。

思考是一种痛苦，不思考则会在醉生梦死，浑浑噩噩中死去。

思考可以改变什么？

什么也改变不了，因为这个社会不需要思考者，只需要生活者，或者是为了生活而奔波者。

就如小沈阳说的那样，眼睛一睁一闭，一天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

思考有何用？不可以给自己带来果腹的食物，不可以带来高档名车，不可以给自己带来豪宅。

因此，这个时代里，你思考，那你是抑郁者，你是愤青者，你是性格孤僻者，你是不合群者，你是孤芳自赏者，你是独立特行者，你是我行我素者，你是自命清高者，你是做作者，你是傲慢者，你是耍酷者，你是不喑世故者，你是幼稚者，你是脑子进水者。

因此，你思考，你就是被人嘲笑者。

思考的人，就如堂吉诃德一样，与转动的风车抗争，被众人耻笑。风车不会随着堂吉诃德的力量而停止，这个社会也不会在思考人之下而停止或者有所改善。

我们这个社会，自古至今，从来不鼓励独立思想者。而历史每次思想纷呈的年代，从来不是大一统的时代。从春秋战国，到民国时代，到三国两晋，到民国时代，无不是如此。

而那战乱之时的思考者，又从来不是随波逐流者，如庄周和刘伶；如鲁迅和辜鸿铭。

五年来，身处年轻人的环境之中，从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独立思考，或者有着自己思想的，让我为之一叹的人。

或许是物质的优越，或许是自己的懒惰，每张年轻的面孔都看似忙碌着，但是又不知道在忙碌着什么。

社会犹如一座城堡，可以关住人的肉体，但是却不能锁住人的灵魂和思想。

思想如同隐形的翅膀，可以飞向高空，俯瞰整个城堡。

可是，多少人不是把隐形的翅膀斩掉，蜷缩在这个城堡里，得过且过的为了死而忙碌着。

因为，那是每个人肉体的终点。

为了生活而日夜奔波的人，我们总说他们要为了物质而活着，毕竟填饱肚子是首要的。

可是，那些家庭富足，不需要奔波的人，又有多少在思考着，还是在每天的浑浑噩噩中度过，挥霍着家庭的金钱，游荡着自己的青春，听不进任何的建议，而且把那当成“个性”来标榜自己。

五年来，结识了不少有钱人家的子弟，或者说是小康人家的子弟，只是还没有一个让我在思想上敬佩的人。不愁吃，不愁喝，应该安安分分读书，或者有点自己思想的阳光一代，却只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出没于酒肆和娱乐场所，而不会去买一本补充精神的书。

是社会不让他们思考，还是他们失去了思考的习惯，用那套freedom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的逻辑告慰着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荒唐生活附加着理由。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生活的大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思想方式。

如今这个时代是可以娱乐至上，风流辈出的时代，但是却少有唐伯虎那样的风流和风雅，少有李香君那样的高贵和典雅。

五年来，自己也在一点点退步。尽管身处名利之外，但是还是看到太多的社会之假，看到太多的纷争，看到太多的让自己哭笑不得的事情。

五年来，做错了很多事，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是自己还在依然忙碌着，为了物质上的生活，或者说是为了填充自己的时间。

五年来，幸运的是，自己还在这个浮躁的城市里，追求物质之外，在深夜里看看书，写点自己的想法，没有自暴自弃。

圣经上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如今，我们是否可以做到，思想的归思想，物质的归物质。

一

    皓月繁星夜色浓

    往事俱念皆成空

    最忆年少轻狂时

    泪沾衣襟叙途穷

    梦里醒来犹是客

    淡泊名利却从容

    真假假真任由去

      哭笑笑哭两袖风。


二 

   夜色匆乱风意凉

   琼浆玉液诉衷肠

   往事如风花落去

     吾心依旧为逝殇。


三

   四载转逝渐成空

   重逢烛影心境同

   是非恩怨随风过

     待看明日花样红。



  

   
     

楼下的邮局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隔着栅栏，填好表，把200块递过去。

邮局的那个男生，已经认识了我这个每个月初都会在某个晚上临近关门的时候去汇钱的男人。

钱是邮寄给母亲的，只是汇到大姐名下。为了方便，也是为了不让母亲再把我给她的任何钱都存下来，不舍的花。

母亲爱吃鸡翅，我给大姐说，每个月的200块是专门给母亲买鸡翅用的，并开玩笑说是“鸡翅专款”，不得挪用。

由于家庭的贫穷和身体的羸弱，母亲受过了太多的委屈，生活上和精神上。而我，现在所能做的也许只有这些。就如每次回到家，我都会到隔三差五的到超市买回大包小包的东西一样，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母亲能够在有生之年，享上一点应该得的的福分。

老家的集市每十天三次，逢一，四，八，一个月12次。我给大姐建议，每个集市给母亲买什么吃的，不需要征求母亲的同意，因为我知道，只要问她意见，肯定是什么都不需要。

母亲不是最幸福的人，但是我只想尽可能的让她幸福。

每天就那样重复着工作，工作，白天有空休息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会醒来几次。

每次下了公交车，走出站台，都会长吁一口气，望着天空，感叹着又走完了一天的路程，忘掉那些让我恶心的单词，忘掉那些懵懂但是又不在乎的眼神，忘掉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群，忘掉那些讲了一遍又一遍的结构和语法。

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到楼后城中村的一家小卖店去给小亮亮买吃的，老板娘总是马上给我拿两个准备好，还不时的问我为何每天下班那么晚。

或者是好奇，或者是为了拉关系，或者是真正的关心。

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拎着买的东西，走过黑暗的巷子，到叫“巴蜀轩”的饭馆吃饭，从老板娘，到厨师，到服务员，都认识我这个养着狗的男人，知道我坐在那里会叫什么小菜，会叫什么啤酒，会叫什么主菜。

我想，她们也在好奇这个男人为何每次都要在十点半之后来吃饭。

一个歌手弹着吉他，从容的唱着又一首歌曲，而我一杯杯的喝着“青啤”，不是为了酗酒，不是为了买醉，也不是为了摆酷。就如抽烟一样，如果一个人只是在那里闷着头吃饭，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突然之间，想到了远在烟台的四姐，想到了她缺钙的女儿，想到了邻居说她现在的样子犹如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想到了她们一家四口寄人篱下的窘态；想到了大姐的血液上有点问题的女儿，在异地打着工。

而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帮忙联系医生，买药。

有的人把生活看的阳光，而我的世界里好像总被乌云遮住天空。

“十月寒水”说我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或许吧，那是Susan留给我的印象，或者是我从Susan那里学来的。

而我，已经渐渐的习惯了把这个网址当成自己的聆听者，记载着我的喜怒和哀乐。

说给人的话，会随风而去，而在这里敲击的尽可能真实的文字却会多少年之后让我有所回忆，尽管那不一定是一种快乐。

荣美从南京过来，四年后的第一次谋面。

四年前他还是一个学生，四年后，他却成了一个专门侍奉上帝的仆人。

有很多话想对他讲，可是又不知从何提起。

或许，如果我听从了牧师让我去做传道人的建议，今天也许会和荣美一样，脸上写满了喜乐。

只是，我没有选择，而且是渐行渐远，连上帝的话语都很少在自己的文字里出现。

而我，很希望自己就如我给F讲了数次的《圣经》上浪子回头故事里的浪子一样，成为一个那样的浪子。

上帝说，凡劳苦负重担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他必卸去我们的重担。

Drinking后的第三个晚上，H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和朋友吵架，不想回家，对方也不让回家，能否等我下班后过来。

接到电话的时候，我更是诧异。

三年多以来，这是第一次接到H主动打来的电话。之前的消息都是从F那里得到，说是H“步入”豪门。

这或许是这么多年来H一直追求的，或者是感情让自己一时冲昏了头脑，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太想有一个归宿，不想再过“飘”的日子，因此H毫不犹豫的搬过去和对方同居，过上了很多人羡慕，渴望，理想多于现实，但是很多人又逃避，厌烦，现实多于理想的日子。

又是十点多，同一张桌子，还是吃饭，还是聆听，不同的是诉说的对象换了，我只要了一瓶酒。

听着H诉说和朋友的点点滴滴，除了有点愤怒之外，我出奇的坦然。

我说，现在我笑看花开花落。

我知道H和朋友冲突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只是H还没有看透，在那里意淫或者做着“乌托邦”的梦。

在这个现实的城市里，我不想说H经济上的无能，因为每个人的环境不同，自身条件不同。但是只靠自己的真心，所谓的“感情”，换来的是一次次尊严的丧失。

而这一切，我不知道是H真的不懂，还是迫于生计，无能为力。因为在H眼里，一切的尊严都是对方给的，对方不乐意，自己就该放弃，对方拿水泼自己，自己就该迎上去，对方撕钞票，自己就该默不作声，对方让自己断绝和家人的关系，自己就该去考虑一下。

哪怕是分手，H都以为对方说过把房子留给自己，或者把自己安排好才会离去的话是真的。

H一直生活在梦里，如今依然。

有的话，就是一阵风，甚至连风都是，因为风还会让自己凉爽一下，而那些文字却不能给自己任何的凉爽，只会让自己陷的越来越深，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里，期盼着不可能到来的美好。

H说以后自己再也不会轻易和人住在一起。

我说，这样的事情，人不经历又怎么会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H说自己是个二百五，对方也是个二百五。

可是，在感情漩涡里的人，谁又不是个“二百五”哪？

只是，吵总有累的时候，闹总有累的时候，打也有累的时候，等到筋疲力尽的那一天，我想H也许会平静的接受最后的结果，尽管现在自己心里依然充满着憧憬。

这就是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

我给H说，有的人在自己的生命里只是过客，不会留下痕迹，有的人则会沉淀下来，在最需要的时候还会偶尔想起，不管过去的是非纷扰。

这个城市里，有几个是自己打牌的牌友，喝酒的酒友？又有几个是可以诉说内心的知己呢？

和表姐，姐夫喝过两次酒，每次都是醉的离谱，留下经典语言和动作，成了以后开玩笑的笑柄。

只是，在这个城市里，能够让我开怀畅饮，无拘无束的的亲人，又有几个呢?

H走了，带着憧憬。

收到F要一起喝酒信息的时候，我正在城市的中心。

也许是缘于有过没有下文的经历，或者是不辞而别的经历，我犹豫了一下，回复说“十点才到家”。

没有想到我会收到再次确认的信息。

匆匆打车回来，尽管身上的现金不够车费。跑到银行转账，才发现7点之后转账功能已经关闭。

我不想给人如此狼狈的形象，只是无奈的最终还是从F那里拿了钱，付了车费。

看到信息，我就能猜到F的心情，当然其中的原因我也能知道的八九不离十。因为，一般情况下，F是不会这样冲动，“不辞辛苦”的跑到我这里来喝上一杯酒。更何况，我们对彼此的性格又是如此的了解。

我只想做一个听众，不想掺杂任何的主管意愿。

我曾一直的用“麻木”或者“放纵”来希望自己忘掉曾经有过的一年多的“伤逝”，曾经极力的克制自己即使有再多的烦恼也不会主动打一个电话，包括给F，但是我知道不能忘记的永远在自己的心里，或者在自己的意识里。
   我只想用我的淡定掩饰我的在意，用冷漠掩饰我内心的真实，用无所谓的心态或者高傲的姿态来面对既成的事实。

只是，每次打开门，看着似曾熟悉的物件，又知道自己做不到让往事从自己的生活里彻底消失，有时还会似曾无意的增加对点滴的记忆。

我没有找F聊过天，喝过酒，哪怕是自己心里有过再多的波澜和辛苦。

或许，有的事情，我无法释怀，尽管我不再提起。

生活总是周而复始，F的生活也是一样。如今的生活，和两年前的生活，没有多少的不同，除了角色和场地的改变之外。

一样的卿卿我我，一样的风云骤起，一样的文达武斗，一样的伤感。

我故作平静，喝着一杯杯有点苦涩的酒。

我提议把F的朋友叫来。

无果。

我无法想像，如果真的到来之后，会不会是和两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尴尬而又充满着愤怒。

又一杯啤酒洒在地上。

往事如烟，当我写完《相逢是首歌》的时候，就是如此感觉。

爱，恨，报复，宽恕，欺骗……，都已经付之一笑。

有时候我也想，或者自作聪明的猜测，F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着幸福吗？

不管幸福与否，我知道在这个人情冷漠，尔虞我诈的城市里，能够有自己的一个位置非常不易。

这也是我最欣赏，或者向朋友提及到F时候表扬最多的一点。

我想，经历过这几年的拼搏，F也许能够理解我有过的辛苦和无奈，理解我在这个城市里来回奔波的心态。

只是，理解了又能如何？

2009年，距离1919年5月80周年。

2009年，距离1949年10月60周年。

2009年，距离1979年30周年。

2009年，距离1989年6月20周年。

2009年，距离1999年5月10周年。

有的周年，我们会永远记住，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如同公交车里植入式的铺天盖地，让人呕吐的广告一样，强奸着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有的周年，我们正在忘记，直到我们永远忘记，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如同踏入宫门而又没有被皇帝宠幸过的老死终生的嫔妃一样，存在过，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90周年过去了，“德先生”和“赛先生”马拉松式的竞赛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很明显，“德先生”失败了，失败的我们看不到它有任何胜利或者出头之日的希望。我们把前者整天挂在嘴边，甚至写在一些章程里，但文字却依然是文字，现实依然是现实。

《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说，有hope不是一件坏事。

但是，我们的希望又在哪里？

周围是一扇或软或硬的墙。要么碰的头破血流，倒地而死，要么没有任何回音，被迫遭受强奸和蹂躏。

90年过去了，年轻的一代又在谈论着什么理想，谈论着什么主义，谈论着什么希望，谈论着什么未来。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德先生”过了头，如同现在的大学生一样遍地都是，还是它被当成了禁忌，束之高阁，触碰不得。要不然，我们的时代怎么会让网络影响司法公证，让“焦点访谈”成了“青天”，让不受监督的权力肆虐横行，凌驾于法律之上；要不然，我们怎么会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会因为一首打油诗而被arrested，一个信息而被抓，一个帖子而被跨省追捕，房子一夜之间被拆除。

90年过去了，年轻的一代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无主义者”。对于文字的东西，没有多少人再有兴趣。他们关注的是如何让女人满足自己，如何在骰子里度过一个空闲的晚上，如何找一个挣钱大大的工作。别的，一切理想免谈！物质的追求没有错误，但是追求到物质之后，是否心灵就得到了满足，还是过的更空虚。年轻的一代本是有理想的一代，却成了只谈物质，丧失殆尽了精神的追求。

有一个调查说，现在70%以上的年轻人不再关心国家之事。对一些人来讲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到了“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地步，实现了“经济”的中心。可是，发展之后呢？把积累的财富传递给70%以上的人以后，又会是什么光景？一个家庭的富二代如果教育不好，会挥霍殆尽自己祖辈积累的财富。如果一个国家的富二代没有了精神，那整个国家的命运又将如何？

有个朋友说，她到了台北之后，发现台北的政治气氛好浓厚。我没有去过台湾，不能妄加评论。但是不管是绿党，还是蓝党，每次都会有那么的人上街，有学生加入静坐的行列。生活在风平浪静，一切大好的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对此更多的是摇头和不理解。或许我们只是在镜头上扫过一眼，笑笑他们的幼稚，继续着我们被强奸的生活。可是，我们忘了为何那些年轻人会如此的不可理喻，不在家呆着却跑到街上胡闹。

因为，他们心忧。

49年以后的台湾，有了胡适，殷海光，梅贻琦，罗家伦等一批名人教育人士的出现，领导着学生和蒋介石搞对立；蒋经国之时，“美丽岛”事件让民主的气氛得以延续；蒋经国开放报禁和党禁，使得台湾的天空变了大王旗；2000年之后的台湾，尽管乱想横生，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台湾噪杂之后的有序。

49年之后的大陆，先公私合营，一些实业家就此消失；后是大锅饭，农村一片缭乱；再是“引蛇出洞”，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就此改变自己的立场和良心，或者永远的倒下。而我们的年轻一代1100多万人次，在43年前，被最高领袖在城楼上接见了8次之后，一句话打发到了农村和边疆，美其名曰“上山下乡”。那个时候有没有不同的声音，有没有怀疑的声音。答案是肯定的。遇罗克，林昭……，只是他们很快就没有了声音，因为他们的身体离开了这个世界，甚至离开之前，自己的发音的器官都没有了。

有时候我也想，年轻的一代在那十年里，是不是真的集体失去了理智，没有了怀疑的能力。否则，怎么解释他们为了表示忠诚而把毛主席像章一个个的穿破自己的皮肤进行PK，怎么解释他们给父母写绝交信而去效忠一个自己都不曾谋面的人？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失去理智，因为10年之后，也就是1976年，他们意识到自己错了，意识到自己的青春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他们抗议，逃回城，想尽各种办法到北京，抬着尸体游行。

十年之中，多少优秀的人死于非命，又有多少文化丧失殆尽。

当陈水扁在为“美丽岛”时间辩护的时候，我们在为我们的知青能不能回城而大费脑筋。

1979年，尘埃落定。

压抑的力量终于有了爆发的缺口，人们如饥似渴的获取着知识，尤其是年青的一代。

79年之后的十年里，他们幻想着把“德先生”再次的请进来，只是随着bullet和tanker的响声，他们的幻想又一次化为灰烬。

从此，一切又从紧。

十年的求知，功亏一篑。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代没有理想或者为理想奋斗的力量和恒心，终其一生都将在平庸中度过。

一个国家年轻的一代如果如此，

结果又会是怎样？